1913年，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随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此期间，毛泽东有多种手迹留存，“听课时记了万余言的《讲堂录》，主要是国文课和修身课的笔记。”参加革命后，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将他存放韶山家中的书籍信札笔记等物搬到后山烧毁，只有幼年塾师毛宇居冒险留下了两册课本和94页九行直线本笔记，其中就包括七十多页《讲堂录》。《讲堂录》收录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

　　《讲堂录》里有一段这样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大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为毛泽东学习《西师意〈实学指针〉序》后所记，这也是目前可考的毛泽东关于医学的最早论述。

　　《西师意〈实学指针〉序》收录于《吴挚甫文集》卷一，作者吴汝纶，字挚甫，1840年出生，安徽桐城人，清末散文家，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桐城学堂。

　　西师意是日本人，自号金城子，曾师事吴汝纶，著有《金城丛书》三种，《实学指针》为其一，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汝纶在序中对《实学指针》一书颇称赞：“是书详记英俄德美之地积、人口、财政、军法，使吾国士大夫考邻敌之富盛，而思所以自振拔，其用意故以勤矣。”《吴挚甫文集》存四卷，另附深州风土记四篇，其中收录了大量序文、说、题、跋、书、表、寿序、祭文等，文章既得桐城派整饬雅洁之长，又不全落桐城窠臼，风格矜炼典雅，意厚气雄；作文擅长议论，逻辑严密，被时人誉为“后无来者”的“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

　　毛泽东之所以会阅读《吴挚甫文集》，多是受其国文教员袁吉六的影响。袁吉六，名仲谦，清同治七年（1868年）生于湖南保靖县葫芦镇袁家坪，尽管家境贫寒，却刻苦攻读，去永顺府应试时，因为家贫无钱粮可带，只得带些锅巴和苞谷粉作干粮，后来苗乡人称他是“锅巴秀才”。在乡亲资助下，袁吉六成了一名举人，先后在保靖、古丈等地办学执教50余年，培养了不少学生。1913年春，袁吉六被调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袁、毛遂成师生关系。

　　毛泽东对袁吉六学识的博大精深及其对自己的影响感触颇深。1936年，他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谈到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所受的影响，说：“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他揶揄我的文章，说是报人的东西。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对这位曾经“不对眼”却又十分器重自己的国文老师，毛泽东十分敬重，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和乡亲、同学谈起这位教授自己长达5年的国文老师。1952年毛泽东还亲笔为去世20年的老师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碑文，这是毛泽东平生题写的唯一一块墓碑，可见袁吉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从现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读书笔记等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的时间在读中国古典经籍，即在潜心研究国学。正是袁吉六介绍必读的古典文学作品，悉心单独教授，毛泽东方能积淀厚重的国学底蕴。

　　毛泽东用“中言气脉”四个字极其凝练、中肯地点出了中医学的特点。“气”是《黄帝内经》中的重要命题，有学者统计，其关于“气”的论述有2956处，开篇就有“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之语。《黄帝内经》还有许多论述，“真气”“肾气”“四时之气”等，都是重要概念。“脉”是人体内具有运行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感应传导、调节平衡等作用的一个网络状巨系统。这一巨系统是由经脉（包括十二正经、奇经八脉、十二经别）、络脉（包括大络、浮络、孙络、阴络、阳络）、经筋和皮部组成。十二正经是人体运行气血的主要通道，也是经络系统的主体；奇经八脉与十二正经不同，既不直属脏腑，又无表里配合关系，其循行别道奇行，其功能是沟通十二经脉之间的联系，又对十二经气血有蓄积渗灌等调节作用；络脉是由经脉分出网络全身各个部位的分支，“其常见者，足太阴过于外踝之上，无所隐故也。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它们纵横交贯，遍布全身，将人体内外、脏腑、肢节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青年毛泽东指出“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如此深刻感悟，今天又有几人？考察现有公开文献，尚无法考证毛泽东是否研读过《黄帝内经》，但从这段读书笔记来看，毛泽东至少是浏览过包括《黄帝内经》等医学典籍的，方有如此精辟之词。

　　毛泽东又指出“西言实验”，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我们对此应该心领意会。在这前一年，毛泽东“认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便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在自修的半年中，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对西方近代思想知识有了深入的了解。近现代医学和西方古代医学或欧洲传统医学都不同，这是以物理、化学、生物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体系，从生物—医学模式到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直到现代的系统生物医学模式。近现代医学的基本方法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实验结论，是化学、物理、核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与医学相结合的产物。现代医学主要依靠医疗器械、检验设备来诊断，通过化学药物、放射线等方法治疗，甚至通过精细手术切除人体病灶、器官移植等手段达到治疗的目标。青年毛泽东所处的时期并没有很多医疗设备，但他指出“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对现代医学的特点和不足，能有如此远见，实在让人叹服。“常失其本”，表现为“头痛灸头，脚痛灸脚”“过度治疗”，不正是现代医学挥之不去的梦魇吗？

　　青年毛泽东有“医道中西各有所长”的认识，又有一个“常失之虚”、一个“常失其本”的精当点评，更有“二者又各有所偏矣”的论断。正是基于对中西医的这种最初认识，毛泽东在后来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活动，直至确定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方针时，才会自觉地走上了中西医并重的道路吧。（刘雪松 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