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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宋元时期,北宋、南宋前后国祚319年,加上宋祥兴以后交叉的契丹、西辽、金代,直到1206—1368的元代,前后总共四百余年。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科技和医学繁荣发展,重新构建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承上启下变革和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
宋代程颢在《秋日偶成》诗中曾经写道“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许多人认为宋代积贫积弱,战乱频仍,其实不然。事实上,宋代在社会政治方面,突出了科举制度,并日趋完善,尤其是最初文官政治体系的巩固,以文治国,重文轻武。太祖匡胤通过黄袍加身得来帝位,最惧功高将领觊觎皇位,因此重用文人治国。这一传统持续数百年,以后的几个朝代基本都实行对文化的宽松政策,文人士子人数几乎占了整个官场的一半(有时竟达到40/100)。即便是辽、金、元时期,很大程度上也承继中华文脉,文人在政坛上的地位极高,思想活跃,所以科学技术得到蓬勃发展,新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绝。
宋代早期,农业以租佃制为主,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文化思想方面,朱熹等人融合佛、道思想,将儒家的伦理学说提升到哲学思辨的高度,创立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同时代,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火药被广泛运用于军事上;指南针被应用于航海。
医学方面,也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著作典籍不仅繁多,而且数量大、质量高。官修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三大方书;私修的有《苏沈良方》《史载之方》等近百余种方药札记。
诊断方面,有崔嘉彦的《脉诀》、朱震亨的《脉诀指掌病式图》。妇科方面,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儿科方面,更是十分突出,有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陈文中的《小儿病源方论》《小儿痘诊方论》。法医学方面,有宋慈的《洗冤集录》。针灸方面,有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许希的《神应针经要诀》。伤寒学,有庞安时的《伤寒病总论》、朱肱的《伤寒百问》等。药学方面大型本草著作,如《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本草图经》等,这些文献不仅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不仅分科更为细密,学术上也出现了许多开创性的,新的与以往不同的认识。
一、开创内科分类和统一了八纲辨证
《太平圣惠方》开创的中风、虚劳、骨蒸、诸痛、脚气、咳嗽、痰饮、霍乱、积聚、消渴、水病、黄病、诸虫、金疮以及妇人、小儿、五官等病证的条目,基本上明确了内科学的主要分类。虽然每门之首的总论病源、证候及治法,内容大多录自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理论观点亦较统一,但特点和贡献是按证列方,条理清楚。每方有主治证候、药物组成、制剂用法,明确了治病必须首先辨明阴阳、虚实、寒热、表里,医者务使方随证设、药随方施,体现出理法方药的完整,基此,辨证论治体系雏形已具。
另外,此书中不仅汇录两汉以来各代名方16834首,还收入宋太宗赵光义在潜邸时自己收集近千首验方。
二、应用的药物种类大幅增加,尤其注重道地药材的质量和规格
这个时期,出现了多部综合性大型本草著作,除了官方的大型本草著作如《开宝本草》等等以外,还有许多丰富多彩的民间本草著作。
宋以前药物品种方面,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许多错讹的厘正和补充。有些药物是前代所罕用或没有使用过的。这一点,当时的宰相蔡襄曾评论说《圣惠方》多“异域瑰奇”之品。在经络、腧穴及针灸治法等方面,也都“采摭前经,研复至理”。
宋太宗在此书序言中所谓“凡诸论证,并该其中;品药功效,悉载其内。凡候痰之深浅,先辨虚实,次察表里,然后依方用药,则无不愈也”是很切实的。
三、完善了妇科学、儿科学的辨证治疗思路和开创了法医学先河
宋以前,中医妇产科尚不完备,也没有专著。陈自明在1237年著《妇人大全良方》,引述了多种医著,分别对胎儿发育状态、妊娠诊断、孕期卫生、孕妇用药禁忌及产后病证,作了详细论述。对前人成就,结合作者自己临床经验梳理和总结,内容丰富,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完整的妇科学体系,是中国第一部完善的妇产科专著。
著名文学家,诗人苏轼在当时就赞扬说:“虚实在其脉,静躁在其情。荣枯在其色,寿夭在其形。苟能阅千人,望见知死生”。
儿科学,天圣年间的钱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著名儿科专家。其著《小儿药证直诀》,所记23种病症的病理现象及多方,尤其是六味地黄丸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此书比欧洲最早出版的儿科著作早三百多年,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
除此以外,宋慈的《洗冤集录》,开创了中国法医学,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述。此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医学的正式诞生。它比意大利人费德利著的法医著作《论医学的关系》早了350 年,为世界法医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思想的活跃,学术的宽松,致使不同理论特色的医学流派开始形成
如前所述,宋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皇权对文化的热情支持和关注。《孟子·滕文公上》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夫人之慕名,如水趋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矣!”
宋初的思想家们冲破秦汉儒章句之学的束缚,许多人探究儒家经典的原本义理,开创了儒学研究的新方法。如周敦颐、范仲淹、欧阳修、张载、王安石等人,都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学术。当时的主要学派包括周敦颐的“道学”派、邵雍的“数学”派、张载的“气学”派、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吕祖谦的“经世致用派”等。
尤其是陆九渊提出的“六经注我”治学方法,给出身儒学而后又是中医“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和李杲等人极大启发。
医学思想界活跃,诸多流派向文化、儒学、哲学不断靠近,有些学派从儒学不同角度模仿和借用、发挥,大大促进了医学的自身发展。《四库全书提要》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医学发展到金元,形成了医学流派的“四大家”,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等多家并列的局面。这些学术流派著作从不同角度、侧面丰富医学体系 ,为整个中医体系的完备作出了绝无仅有的贡献。
五、“四大学派”,渊源有自,合抱之木,奠定体系
钱穆先生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寒凉派”的刘完素,生活的时代是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战乱频仍的时期。
刘氏十分推崇《内经》,肯定先贤的功绩;另一方面,则反对师古泥经,主张独立思考。他指出:“今详《内经·素问》,虽已校正、改误、音释,往往尚有失古圣之意者。愚俗闻之,未必不曰尔何人也,敢言古昔圣贤之非?嗟夫!”刘氏用儒学的考据训诂,深入研究了诸多文献,进行逻辑推理和分析,揭示文献意图、时代背景。运用义理训诂方法,解读《内经》语言、文字、结构等方面的特点,对《内经》本意做了自己的归纳。他所说的:“若专执旧本,以谓(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泥于一隅”,这一点对后世中医文献学研究极有参考意义。
“攻下派”的张从正,私淑刘完素,尤其对于汗、吐、下三法的运用有独到的见解并积累了丰富经验,不仅在实践中扩充了三法的运用范围,而且形成了以攻邪治病的独特风格。
当时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张氏的《儒门事亲》著作一出现,借助印刷术,传播很快。学术界对其说也有许多异议,如朱丹溪当时就曾讥其偏颇,后世医家也多屏而不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曰:“然病情万状,各有所宜。当攻不攻,与当补不补,厥弊维均。偏执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
张氏的独特学术见解对后世医学影响亦大。如清代温病学家吴又可认为治瘟疫应以祛邪为急务,力主汗吐下三法开门祛邪;王清任、唐容川的瘀血学说及活血祛瘀理论,也是受到了张氏启发才日趋完善的。
李杲著《脾胃论》,开创补土派。李氏指出,脾胃在人体生理活动中最为重要,“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主张。李氏尊崇《内经》“人以水谷为本”的宗旨,以“培土补中,甘温除热,甘寒泻火”为原则,形成系统的脾胃内伤病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
近代、当代的著名大医学家,如董建华、路志正、李振华等都自诩为“补土派”。李氏的脾胃虚实传变、脏气法时升降浮沉补泻、脾胃盛衰和肺之脾胃虚及名方升阳益胃汤、补中益气汤等,传之不朽。
朱震亨的《格致余论》开创“养阴派”。朱丹溪是著名理学家、善天文图谶学许谦的高徒。他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理论,善于应用降火的药物,因为他注重滋阴,故被称为滋阴派。朱氏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的常变规律,认为相火有“生生不息”功能,“人非此火不能有生”,而相火妄动,即属邪火,能煎熬真阴,从而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临床治疗上提倡“滋阴降火”。
朱氏的滋阴派,学界公认称作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重要标志,影响深远。
丹溪一派弟子众多,主要有赵道震、戴思恭、楼英、王履等。赵道震就是督管编修《永乐大典》的主要人物,许多运气方面的内容,都出于其手。戴氏得朱丹溪真传,被征为正八品御医,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楼英,是《医学纲目》的作者。此书提纲挈领,颇有创见,提出“阴阳五行生化万物”,诊病“必先分别血气、表里、上下、脏腑之分野,以知受病之所在;次察所病虚、实、寒、热之邪以治之”的辨治原则。
王履著《医经溯洄集》,对《内经》《本草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及多位医家作了评述和质疑。在学术思想上,对伤寒与温病的区别明确提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的独到见解。
细究一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学术流派的原始,是先秦的子学。子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支重要学派。强调个体的独特性和人的自主性,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注重思辨和辩论,提倡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
而宋代的儒学流派作的新诠释、发展和重建,无不深刻地影响了医学“四大学派”的生成。这些宋代所开创的学术流派,后来成为元代乃至清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构成了11世纪以来中医思想史的主流,实际上为中国医学体系的完备,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卢祥之 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