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之为病，历史悠久。根据《中国疫病史鉴》的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清末，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大规模瘟疫。我们的祖先运用中医中药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瘟疫，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使得五千年华夏文明得以传承至今。

　　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连花清瘟组方传承荟萃了汉代、明代、清代的三朝名方，并创新加入了藿香、红景天，经过规范化现代研发流程，成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批准的专利中成药。连花清瘟多次列入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权威单位发布的专家共识或诊疗方案及指南，入选国家医保目录（甲类）、国家基药目录品种。“中药连花清瘟治疗流行性感冒研究”获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药连花清瘟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及应用”项目获得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所有的这些，除了根据现代标准获得的研究证据，更多的是得益于站在了“三朝名方”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下面，我们就讲述一下这三朝名方。

　　汉代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麻杏石甘汤

　　东汉末年分三国，战乱四起，瘟疫频发，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里面的陈琳、徐干、应玚、刘桢在同一年内死于瘟疫，当时疫病流行之猖獗可见一斑。

　　曹植是这样描述的，“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可以看出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死于瘟疫的人，场景十分悲惨。

　　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也提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自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七”。是什么样的疾病能造成这么大量的死亡？那就是瘟疫，在当时叫做“伤寒”。《伤寒论》正是张仲景整理自己治疗瘟疫积累的临床经验后，写成的典籍。书中所记载的许多方剂都对疫病具有治疗作用，其中就包括“麻杏石甘汤”。

　　麻杏石甘汤具有清热宣肺平喘的功效，是《伤寒论》中治疗温病邪热壅肺、肺气上逆所致咳嗽、气喘，咳痰、身热、口渴、咽痛等症的要方，对后世医家治疗瘟疫等外感热病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推荐的中医治疗方药中，麻杏石甘汤基本占到了诊疗方案推荐的中医方药数量的一半，而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90%以上的有效率，也充分反映了麻杏石甘汤的有效性与科学性。

　　明代吴又可《温疫论》大黄

　　中国古代灾荒疫病频发，尤其明代更是瘟疫的多发期。

　　对于当时的情况，《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也就是说死于瘟疫的人多到无法计数。《崇祯实录》也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甚至到了“丁尽绝，无人收殓”的地步，可见当时的疫情有多严重。

　　医师吴又可在治疗瘟疫时发现，在用石膏退热的基础上，加用大黄通大便，可以更快地驱邪外出，防止疾病进一步恶化，也就是“先证用药，截断病势”，这也是中医“治未病”思想的体现。针对这种情况他在《温疫论》中提出了治疗瘟疫“下不厌早，下不厌频，驱邪务尽”的理论。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使用大黄可以通过泻下通便实现通腑泻肺、清肠安肺、清泻肺热的作用。

　　在当时，明代医家对大黄格外重视，有人称大黄为荡涤积滞的“良将”，就连《西游记》也借悟空、沙僧之口称赞大黄。比如，当悟空在祭赛国行医，使用大黄的时候，沙僧说道：“大黄味苦，性寒无毒，其性沉而不浮，其用走而不守，夺诸郁而无壅滞，定祸乱而致太平，名之曰将军”。

　　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银翘散

　　清代乾隆年间，突发大范围瘟疫，一时间满街都是送殡的魂幡、散落的纸钱，病痛和恐慌不断蔓延。

　　当时的名医吴鞠通注意到，尽管运用麻杏石甘汤和大黄能够让患者最终转危为安，但许多瘟疫患者在发病期间仍会出现明显的发烧、嗓子肿疼、头痛、周身酸痛，需要找到合适的药物尽快解除患者的痛苦。他认为这是风热外邪侵袭人体所致，必须用辛凉解表的药物让邪气发散出去，于是创制了经典方剂——银翘散，一直沿用至今。

　　银翘散是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中治疗温病“风热在表，兼有热毒蕴肺”的代表方剂，具有辛凉透表、清热解毒的功效，对发热恶寒、咳嗽鼻塞、周身疼痛等病症具有良效。

　　现代中药连花清瘟在上述麻杏石甘汤、大黄、银翘散的基础上，还创新性的加入了芳香化湿护脾胃的广藿香和增强免疫固正气的红景天。金元时期的本草名著《珍珠囊》中记载，广藿香能“补卫气，益胃气，进饮食”，可以减轻苦寒药物引起的胃部不适。红景天生长在海拔1800-2500米高寒地区，俗称“高原人参”，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和耐缺氧能力，保护肺微血管内皮细胞，抑制肺纤维化。

　　连花清瘟荟萃了三朝名方，既有清瘟解毒、针对病毒发挥积极作用的药物，又有芳香化湿护脾胃、提高免疫固正气的药物，全方祛邪与扶正兼顾，具有“卫气同治、表里双解，先证用药、截断病势，整体调节、多靶治疗”的积极干预特色，充分体现了中医药抗疫“治中有防、防中寓治”防治结合的独特优势。（王旭）